防治校园暴力先净化校园生态,校园暴力事件被

日期:2019-09-27编辑作者:教育方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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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里的暴力江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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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责任、法治等纳入中小学教育的价值导向,营造是非对错一目了然、犯错就要付出代价、“红线”绝对不能碰触的校园生态,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

我的家乡在接近三省交界的地方,经常有人杀了人或者恶性伤人犯罪逃到其他省去。由于前些年跨省抓人的困难,很多罪犯都能逃脱,所以我们那里有很多的社会青年,也就是俗称的混混。可能是受这个影响,学校的校园里也有很多学生身份的小混混。

1年多过去,13岁的女生小曼(化名)依然常常从噩梦中惊醒。20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小曼被同校的几名女生拳打、脚踢、扇耳光,还被点燃的烟头烫伤了手臂和面部,头发也被抓掉了一大片……

深圳龙华新区爱义学校一名12岁男生遭高年级学生施暴的视频,近日被传到网上,吃瓜群众再次“深表震惊”。龙华教育局昨天凌晨发布通报称,“深表痛心”“深表歉意”,同时表示“绝不护短”。

很多小混混都是留守儿童,或者单亲家庭,缺乏父母在身边的管教。学习又不好,对学习没兴趣,老师也不喜欢。缺少关爱,缺少学习乐趣的他们,沉迷于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,和与他们相似情况的人为伍,拉帮结派,像电影里那样,拜码头,成立兄弟会。与人交往,一言不合,一有被触犯,想到的就是叫上一帮兄弟打架,群殴在我们那里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,每年都有几个学生被杀死砍伤。

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,近年来频频被曝出。在校园暴力事件中,女生施暴行为增多、初中生比例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新特点。

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不论施暴的同学有多少复杂的心态在背后,那种拳打脚踢、逼人下跪并自扇巴掌的羞辱,以及公然将施暴过程发到网上的嘚瑟与嚣张,是非对错一目了然。因此,龙华新区的表态,不仅在校方责任、施暴者性质方面,给出了明确的态度,也给了社会一个守护正义的期待。这个态度,是值得很多学校参照的。

虽然我和那些小混混是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圈子,彼此井水不犯河水,到中学毕业也相安无事。但整个中学时期,我有好几个好朋友仅仅因为一些很小的摩擦,被这些小混混打伤。整个中学时期我其实都有着对这种小混混的恐惧,生怕哪天不小心得罪了他们,而被暴虐。

8月15日,共青团陕西省委邀请律师、法官、专家和公益界人士,共同聚焦校园暴力现象,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分析探讨、提供对策思路。

龙华新区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,公安分局、教育局、学校、办事处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,走的是

后来,我去了外地读大学,去外地工作。家乡的治安也有了明显的加强改善,然而每次回家乡,看到那些非主流造型、面露凶光的学生,我都尽量不去招惹。我总觉得那些学校里那些小混混比成熟的社会不良青年更疯狂,更不要命。

女生施暴多采用侮辱方式

法治程序,而不是关起门来“内部协调”,这对校园生态是有着旗帜鲜明的扶正意义的。根据调查,事情的起因疑似为打人者收“保护费”被举报,于是对举报者进行暴力报复。这其实表明,原本应该属于纯洁天地的中小学校园、低龄段孩子,已经沾染了一些暴力习气。

看到最近新闻里经常暴露的校园暴力事件,学生之间的欺凌,我惊奇的不是本该在教室里好好学习的乖孩子何以如此凶残,而是为何社会对这个问题关心的如此之晚!我年少时曾恐惧的那些不良少年,那些恶性事件,比新闻里要更广泛和恶劣的多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,2013年到2015年,我国各级法院审结的100件校园暴力案件中:针对人身伤害的暴力已经占到88%之上,实际造成被害人重伤、死亡严重后果的高达67%。

无独有偶。昨天有多条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关注——湖南一名女生被7名未成年女生打得跪地道歉,7名涉案成员已有6人到案,其中1人被刑拘。温州宣判一起未成年人霸凌案件,7名被告中5人是未成年高中生,两人作案时刚满18岁,但均被判处有期徒刑,刑期从6年半至9个月不等。北京平谷区一所初中,上百名学生受校外“大哥”操

其实学校欺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,也不独国内有。在香港、国外的少年题材电影,很多都可以看到学生欺凌的事件发生。年少的人爱捉弄人,不懂得尊重他人,年前的人又血气方刚,受不得屈辱,一感觉被人侵犯,便不顾一切后果,睚眦报复。然而只有强壮凶狠者能欺负他人,弱者不得不默默忍受。校园成了强者欺凌弱者的丛林。很多学校里的学生关系,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文明和美好。

“新近发生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正趋向‘规模化’。”对在媒体上搜集到的51个校园暴力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后,西北政法大学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管华发现,有多人参与的校园暴力事件多达37例,且均为多个孩子殴打一个孩子。

控,并且在校内校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黑色组织”,还有许多学生从被欺凌者转化为欺凌者,开始欺负低年级或者弱小的同学。

那些本来应该美好的校园,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,却充满着戾气和狠毒,比社会还要残忍。在成年人的社会,哪怕只是打架,可能都会被以扰乱公共秩序而被拘留,单位、家庭、社会的看法,对个人的影响,都使一个成熟的人,有事尽量以其他方式解决,避免打架。而未成年人缺少考虑事件后果的意识,社会对校园暴力的轻视,加上未成年保护法的保护,使得很多校园的暴力的实施者不用承担责任,也不会想去考虑施暴后的后果,从而如此肆无忌惮。

施暴形式也更加多样化,使用刀具、棍棒和其他工具的,有十几例;超越限度的侮辱,如辱骂、下跪、食秽物、现场拍照、拍视频上传网络的,有20多例。致人死亡、重伤的占约30%,更多的则是使受暴者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,不敢见人、神情恍惚、恐惧上学。

事实表明,有一些中小学校园已经不再纯净,而这与整个校园生态中的“营养缺失”有必然关联。当今中小学校园,重分数、低德育,重表扬、轻惩戒,重家长管教、拒法治介入,往往等到校园暴力发生后,才惊叹“今天的孩子怎么这么残忍”。甚至不少学校老师和家长,并不把未成年学生的暴力、欺凌当成需要法治介入矫治的行为,而仅仅视作熊孩子的恶作剧,动辄通过家长之间的相互谅解来解决。这种处理方式,实际上不是在调和矛盾,而是会给施暴的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价值观误差。他们会误

很多校园暴力的受害者,向学校老师或者家长反映时,老师和家长都只当做是一般的学生之间的矛盾,并没有过于介入。对施暴的学生,很多老师只是叫家长、口头警告等处罚,并不能对他们起到威慑。很多学校都把学生暴力事件当做学校内部的事情,很少当做刑事事件报告警察。

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往往发生在放学后,刚刚放学时发生率最高,其次是上课前后。在寄宿制学校,则多发于晚上。事发地点主要在宿舍、厕所,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法安装摄像头,除此之外多发于校门口。

以为,天塌下来,有未成年人这顶“赦免”的特权罩着,有父母和老师“保护”着,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在这样的校园生态中,不仅容易滋长校园内部的欺凌甚至暴力基因,还给校园外部的暴力因子提供了渗透的土壤。

未成年人保护法,规定对未满十四岁的人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,未满十八岁的人减轻处罚。但随着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,现在很多人比以前更早熟。原本用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,却让他们不用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,在一定程度鼓励他们犯罪。

令人意外的是,女生施暴行为占到一半,多采取侮辱方式,对受暴者造成心理上的严重伤害。
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,只是觉得你哪儿不顺眼,都可以诱发一场足以影响人一生的校园欺凌与暴力。当今的校园生态,管理者只要眼睛闭一闭,孩子之间的悲剧就会随时发生。将责任、法治等纳入中小学教育的价值导向,营造是非对错一目了然、犯错就要付出代价、“红线”绝对不能碰触的校园生态,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

学生施暴后很多时候都不用承担后果,不用考虑施暴的处罚,法律监管影响力被弱化,使得校园成了比社会更暴力凶残的地方。

“相较小学、高中而言,初中生校园暴力最为严重,占64%。”管华表示,发生在初中阶段的校园暴力常以“团伙暴力”为特点,往往是打群架、多对一。

□刘雪松

学校和家长应该增强对校园暴力的重视,及时进行介入,对暴力受害者进行保护,对施暴者进行严肃的处理。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报告警察。未成年人保护法,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保护规定,也应该顺应着社会形势发展,尽快进行调整和修订。让施暴的未成年的学生,认识到他们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,从而学会收敛和克制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的统计报告:从涉案阶段看,小学 生占2.52%,初中生占33.96%,高中生占22.64%。由于我国刑法规定: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,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 任,所以初中生的校园暴力实际发生率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。

很多学生之所以做出一些极端的暴力事件,表面上看是因为处罚太轻。根本原因却是缺少家庭和社会的关爱,学校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失败的。每个人一出生都是一张白纸,却在后天的环境下,有些人成为了暴戾残忍的施暴者,社会应该反思,在这些孩子的培养教育上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

为此,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,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中: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55人,占34.59%;已满十六周日岁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104人,占65.41%。

只有动刀动棍、严重攻击才是校园暴力?

在我国,什么是“校园暴力”,至今没有明确界定。

很多人认为,校园里的语言侮辱或同学间的外号、口头禅,只是玩笑,不算暴力,只有动了刀子、棍子,有严重的攻击行为才是真正的暴力。老师对学生语言上的不妥当,也会被认为只是出于教育目的,而非暴力。

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,校园暴力似乎只是那些“发生在学生中,以欺凌为主要目的的肢体暴力和侮辱行为”。只有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,才可能引起相应的重视。

即使如此,这样的校园暴力在现实中往往具有较强的“隐蔽性”。专家认为,社会经验 不足、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方法,使未成年人在遭遇暴力欺凌时,往往胆小怕事、不知所措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主动或在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学校或父母,“这 使大多数的侵害行为被遮蔽,也使其发生往往具有长期性”。

同时,处理校园暴力事件中,学校普遍的失当做法也给未成年人传达了错误信息:只要没被媒体报道出来,或没有家长追责,学校就会“能压则压”“能盖就盖”,态度消极。

通常,暴力行为轻则由班主任老师教育批评,重则由学校教导处给予纪律处分,不到万不得已,学校很少会选择报警求助。否则,事情“闹大”,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和学校领导的仕途。

发生在某职业院校的一起刑事案件,令当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法官记忆犹新:5名女生在放学后,用酒瓶、烟头等工具,对同校的另一名女生进行殴打、侮辱,手段极其残忍。一审法院依法判处了5名施暴者实刑,但5人的家长托关系、找熟人到二审法院,要求改判缓刑。

“这些家长还未意识到,自己孩子的行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。”家长的行为将传递给孩子错误信息,“我犯任何事,都可能在家长协调下不受制裁”。

相关立法仍存空白

“校园暴力,就只是学生间打打闹闹的小型纠纷。”在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徐征看来,公众的这一普遍认知,已造成此类案件与法律间的关系疏离。

2011年至今的5年里,西安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涉及校园暴力的法律咨询2580人次,受理并办结的却仅为200件左右,占7%。

“咨询的多,申请的少。”很多人认为,校园暴力只是孩子间的打闹,加之事情发生在同学间,对采取法律途径处理也有顾虑,所以大都会选择调解解决。

事实上,我国校园暴力立法也存在“空白”。陕西省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江涛表示,在特别法立法领域,未成年人保护法、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,而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、侮辱行为,均没有涉及。

在一般法立法领域,“对暴力侵害、妨害自由等行为的法律惩戒标准过高”。比如,只 有造成人体轻伤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,才分别构成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。而对于污辱、诽谤,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罪,且该罪属于 “自诉”范围,必须要当事人自行搜集证据、自行去法院起诉。

校园欺凌上升到刑法的,少之又少,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: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违反治安管理的,从轻或减轻处罚;不满十四周岁的,不予处罚,但应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。

“‘重’对未成年加害人的保护,‘轻’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”,使现行法律对校园暴力的惩戒缺乏双向保护的平衡,也很难对施暴行为起到震慑作用。

“我国现行法律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,使其在犯罪后常受不到有效处罚,这也导致校园霸凌行为的屡屡发生。”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杨川林认为,在校园暴力防治方面,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。

“针对校园霸凌行为,英美两国都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。”以英国为例,有两部主要立法,“恶意通讯法”和“平等法”。美国则有5部法律,涉及中小学校园霸凌行为:“民权法案”“教育修正案”“康复法案”“年龄歧视法案”及“残障人士法案”。

这些立法中,对校园暴力行为与其他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界定。

在英、美两国,通常以下两大类行为并不被视为校园霸凌。一是刑事犯罪行为。以下4种行为不列为霸凌行为,而属于刑事犯罪,它们是“用武器和其他物品严重攻击别人”“明显的偷盗行为”、“伤害身体或者杀害”“性侵害”。

其次,是次霸凌行为。次霸凌行为,是指在激烈游戏和相互戏谑中受伤,不过这些行为并没导致伤害,“它们并不属于校园暴力范畴”。

美国的校园暴力范畴,被列入的法律主体有4个:教育主管部门、学校工作人员、家长、校外机构,美国非常重视“家长”和“校外机构”在校园暴力发生后的法律责任。

早在1999年,英国就规定:家长在校园暴力发生后也负有连带责任。实施霸凌行为 的学生遭停学处分时,家长也是责任主体,需要配合学校和有关当局来治理未成年人的行为。法院发布的“教养令”包括个两方面:一、家长要负责对学生的课程辅 导;二、家长要配合学校改善学生的行为。

另外,美国规定,在学生出现违法、反社会,甚至任何具有威胁性、挑畔性和破坏性的行为时,法院也可以对家长发出“教养令”。这样的举措,将家长有效带入校园暴力的治理范围,也减缓了有关机构的压力。

此外,英美两国均十分重视校外机构的参与。“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,不可能大包大揽,很多事情需要通过专业机构完成。”——如果学生因为霸凌行为被停学,或是面临退学处分,除了给予学校的辅导,政府也会通过校外机构依法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务。

防范校园暴力带来“二次伤害”

直面校园暴力,寻求解决途径,成为必须面对、迫在眉睫的问题。今年4月28日,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,对校园欺凌开展专项治理。这意味着,校园暴力问题已引起重视,将其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。

在专家们看来,一个多方联合,社会参与,协调互动,贯穿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个环节的综合治理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。

“‘三级预防’体系亟须构建。”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表示。“一级预防”针对全 体学生,加大教育力度,帮助其建立底线意识、安全意识和面对暴力时的自我保护能力。同时,学校建立畅通渠道,制定应急预案,定期排查潜在的校园暴力诱因, 为学生提供随时可触及、随时可获得、随时可信任的帮助,消除被欺凌者的心理恐惧,治校园暴力于“未病”。

“二级预防”:在已出现问题的情况下,对施暴者及时制止、训诫,对受害者及时救助、辅导。

“三级预防”,杜绝可能会持续或反复发生的校园暴力,或因媒体报道带来的二次伤害。

这其中,“判后教育”尤其值得关注。目前,我国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后,施暴者除了进少管所,就是被判缓刑回家。实际上,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,家庭教育多有缺失,他们回到社区后无人看管,重复犯错率非常高。

对此,有专家建议,将较为严重又不至于刑事处罚的校园暴力加害行为纳入收容教养制 度。同时,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,进一步发挥工读学校作用。在海口等一些城市,已建立的“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心”被认为是有益的尝试:不良行为青 少年将被强制入校接受教育培训和矫治,相关培训对象也包括其家长。

目前,我国的两部相关法律—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,均偏重于对青 少年权利的维护,多倡导性原则,缺乏可操作性规则。但由于程序原因,要从立法层面解决这一问题,又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,因此,“对现有的法律进行适当的条 款修订,不失为现实和便捷的途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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